Q1

格力案件是如何考量原告主体问题的？

李金燕：

我们认为董明珠与格力具有统一性，以格力电器的名义或者是以董明珠＋格力的名义起诉，性质差不多。但是我们在维权中要认准对方的恶意本质，格力案件中侵权方的目的是攀附格力电器的商誉，故此我们从格力的角度展开诉讼。

孙  志：

其实法院也有审慎考虑该案到底是董明珠还是格力的权利问题？二审最后维持一审结论，就是认为董明珠与格力有紧密的联系，有特别的趋向。晶弘多力在空调宣传时，没有涉及企业经营，目的很明确。我们认为以格力公司作起诉主体更为合适。

Q2

出于对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的考虑，对于民事侵权惩罚性的问题，可否运用公权比如说司法处罚或者行政处罚予以制裁？

孙  志：

国情为先，侵权裁定的困难主要来源于我国配套的制度。在这种制度条件下，司法审核很难进行，比如之前杨律师提到的财务制度不健全的问题，对于侵权认定和裁定的阻碍很大。可以运用公权力制裁，比如市场监督局的行政执法权，对于重复侵权可以罚款几倍。但是惩罚性赔偿本身还是一个民事问题，应当更为审慎一些。

Q3

关于民事案件中的惩罚性赔偿，在法律规制方面是否有待完善？

孙  志：

关于侵权判赔的认定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，近年来一些案件判赔高达几百几千万，在认定数额时是有一套算法的，但是公开的判决书鲜少有将判赔算法明确表现出来的。

Q4

如何看待律师合理收取惩罚性赔偿费用？关于商标定牌加工，是否有具体操作或者导向给予企业建议？

孙  志：

我之前提议把维权费用单独列明，如今许多律师也有此意识。理想的状态是将诉讼请求分开审决，但是出于工作效率法院习惯将其一并酌定。二审在一审没有审理错误、没有明显特别低或者高的基础上很难调整判赔数额。定牌加工是法院内部业务最难的领域，与政治外贸紧密相连，而非法律推及，变数很大。这方面主要还是以最高院的战略高度进行学习，指导性的案例或者是新案例。

杨  河：

对于增加律师合理费用，在实践当中有小技巧。不光是提供律师费的发票、转账的凭证，还有就是把我们的工作内容记录成一个工作清单提供给法官，包括调查取证，外出、书写相应的材料，让法官看到律师工作量之大，从而支持诉求。

Q5

如何应对海外侵权问题？侵权情节发生在海外，是否有可能仍是国内人员在操作？

李金燕：

海外侵权模式与国内不太一样，相比起国内普遍暗地攀附商誉的模式，国外侵权表现是比较明显的，比如在国内出口白板机到国外再贴上商标，产品就是出口物，贴上的商标也完全一样。但由于法律适用问题，在海外维权方面确实举步维艰。我们猜测该种侵权有可能是一条龙服务，也即国内有直接生产者运到国外去。目前我们没有充实证据，即使有证据也很难维权。

Q6

法院在裁判时是以地域范围类似案件作为参考基础，还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案作为裁决考虑？出现冲突时如何处理？同时，时间因素会否影响同个案由起诉的同类案件？

孙  志：

所谓同案不同判，地域不同，判赔差别可能巨大，广东省内都如此，更别提全国。法官肯定不会受先前案件的不利判决，直接判输赢。如果出现与最高院的案例判决冲突，这是法官内部纠错程序问题，如实汇报情况，进一步讨论情况。当然，最高院的案例是最有参考性的，一般受法官判案尊重。如与本省高院案件冲突也如此。

Q7

2018年中国注册商标500万件，2019年11月已经达到700万件，作为企业感觉申请商标注册越发困难，商标确权也日益艰难。商标权利人维权的目的一般是高判赔，对维权这方面有何建议？

杨  河：

在考虑赔偿数额时，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。比如说商标不光要符合使用，同时要有一定的知名度；其次还要考虑被告侵权的情节，包括主张恶意、侵权范围、侵权的利润大小等等；还要计算自己的损失、对方的获利。按照当前规定法院酌定的范围是300万以上、500万以下，但是判超过100万的其实很少。作为律师，在维权案件中更多的工作在于调查取证，尤其是被告侵权的获利，以争取更多的赔偿。